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首次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今年恰逢该指示提出十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七十周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天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明确了航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要求把航天强国建设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十五五”乃至未来十年，我国航天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苏联的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美国的罗伯特·戈达德、德国的赫尔曼·奥伯特三位航天先驱，几乎在同一时期独立构建航天基础理论、开展早期火箭试验研究，共同奠基人类航天科学体系，正式拉开人类太空探索时代序幕。百余年来，世界航天发展跌宕前行，既有航天技术持续创新、人类活动不断拓展深空边界的历史性突破，也有航天任务失利、航天先驱以身殉道的悲壮遗憾，更有贯穿冷战全程的大国太空冷酷博弈。系统回望百年世界航天演进脉络，深度复盘美苏冷战时期太空争霸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对新时代我国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航天强国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意义。

　　航天泛指人类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活动，包括进出空间、利用空间、探索空间、管控空间等形式。航天是彰显国家意志、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是开拓人类文明和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一个国家在航天领域的地位已经成为该国是否是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在近十多年来提出了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海洋强国、航天强国等一系列“强国”概念，但对于“强国”的概念和内涵尚无公认的描述和定义。国务院新闻办在2016年和2021年发布的《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均从目标愿景的角度提出航天强国应具备的特质。2016年白皮书从宏观层面提出发展愿景，提出全面建成航天强国要具备自主可控的创新发展能力、聚焦前沿的科学探索研究能力、强大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有效可靠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科学高效的现代治理能力、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需要拥有先进开放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稳定可靠的空间基础设施、开拓创新的人才队伍、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并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2021年白皮书聚焦航天活动自身特性进一步明确航天强国的目标，提出要持续提升科学认知太空能力、自由进出太空能力、高效利用太空能力、有效治理太空能力，要成为国家安全的维护者、科技自立自强的引领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外空科学治理的倡导者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开拓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从字面概念分析，航天强国一方面是指航天强大的国家，因此一个国家的航天能力与水平要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才能称之为强国；另一方面是指航天使国家强大，也就是航天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军事实力等方面作用巨大。综合分析，本文认为，一个国家能称为航天强国，必须同时拥有进入太空、利用太空、探索太空和管控太空的强大实力，航天产业规模与效益并举，具有引领性的创新力和全球领导力，整体实力位于世界航天前列，同时在国家战略中地位突出、作用重大。从这个定义看，航天强国首先必须是航天大国，要求门类齐全、自主可控、规模宏大，同时必须居于国际前列，要求处于第一方阵，至少与竞争对手持平，甚至超越。

　　需要指出的是，航天强国并没有明确对应的英文词汇，国务院新闻办在英文版《中国的航天》系列白皮书中将航天强国翻译为“Space power”，在英文语义中，power一词带有权力、控制力等含义，意味着凭实力制霸太空，但我国提出航天强国更多是指自身航天事业发展的一种愿景和状态，而不是要与其他国家互争高低。

　　与航天强国概念一样，当前也缺乏公认的航天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的评价有早期的美国富创公司、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以及国内航天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提出的指标体系。

　　美国富创公司于2008年首次提出“航天竞争力指数”的概念，并每年发布一次年度评估报告，旨在对一国从事航天活动的能力进行评价，并对其在全球航天产业上的相对表现进行评估。该指数覆盖了政府、人力资本和工业三大竞争维度，包含了9个二级指标和35个三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政府类的政府航天政策和创新支持、国际航天合作、政府民用和军事航天开支，人力资本类的人力资源库、航天服务受众、民间社团支持，工业类的制造能力、发射能力、公司和财务实力，2014年之后，该指数停止发布。JAXA以支撑航天发展的技术能力为中心评价，分为累计卫星数量、航天运输、卫星平台技术、通信广播、对地观测、导航定位、宇宙科学、载人航天。

　　马雪梅等从航天自身发展水平、服务国家安全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服务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四方面构建评价指标，其中航天自身发展水平统筹考虑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发展，服务国家安全水平侧重航天装备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侧重工业基础、产品系统水平、航天产业、国际合作、政策环境、人才队伍等，服务科技创新发展水平侧重基础支撑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效益。

　　上述指标可用于量化评估一个国家的航天能力，但不够直观，不易理解。从航天发展历史的角度，航天强国可以用四个维度来表征，分别是政策保障与机制活力、原始创新能力、应用服务与产业规模以及国际影响与引领能力。

　　政策保障与机制活力是航天强国的基础，具体表现为健全完备的组织体系、稳定高效的政策供给和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好的政策机制可以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保障航天发展行稳致远。冷战早期，美国在遭遇“斯普特尼克”时刻，首先做的是出台《航空航天法案》，调整组织架构，并长期保持稳定，为其赢得博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始创新是航天强国的核心，具体表现为源头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持续的原始创新是抢占航天技术制高点的根本源泉，决定着航天发展的厚度和高度。冷战早期，苏联正是凭着全球首次卫星发射、首次载人航天、首个空间站等开创新成果奠定了其强国地位。

　　应用服务与产业规模是航天强国的生命，具体表现为普惠化的航天服务能力和规模化的产业集群，成熟的应用与产业生态能将航天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实现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与价值最大化。美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注重航天技术的转化应用，培育出了如SpaceX、蓝色起源等龙头，构建了全球活力最强的航天产业生态，持续巩固其航天强国地位。

　　国际影响与引领是航天强国的显著标志，具体表现为主导国际航天规则制定、引领国际太空治理方向、牵引人类航天进步，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是航天强国在全球格局中话语权与领导力的直接体现，彰显国家综合实力与战略地位。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互不信任，超级大国之间矛盾逐步加深，最终滑向冷战。冷战早期，美苏两国基于德国V-2导弹基础，独自建立了各自的战略导弹武器系统，导弹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火箭技术进步，使得太空探索变为现实。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送入轨道，打响了超级大国太空竞争的发令枪，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苏两国围绕航天技术开展了长达数十年全方位的竞赛，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家战略级科技博弈，最终形成美国持续巩固其强国地位、苏联体系崩溃瓦解的结果，其进程不仅塑造了现代航天的技术体系和产业格局，更深刻揭示了航天强国建设的底层逻辑。

　　冷战时期美苏航天强国竞争进程呈现清晰的阶段性特征，美苏双方的技术优势、战略态势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根本性逆转，完整展现了动态演变过程，值得后人深思。

　　1954年夏天，科学家提出在地球物理年（1957～1958年）间发射一颗人造卫星收集地球环境数据的建议，美苏都接受了该项研究计划，苏联任命科罗廖夫负责该项目，美国则将此任务交给美国研究海军实验室，该项任务具有较大挑战性，两国早期进展皆不顺利。迫于技术难度，苏联在决定放弃复杂的卫星设计方案，采用结构简单的金属球构型，1957年10月4日午夜，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斯普特尼克1号”发射入轨的消息，引起全球轰动，几乎在一夜之间，苏联就在新兴技术领域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苏联的成功引发了美国的恐慌，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速实施美国的国际地球物理年人造卫星计划，在经历了“先锋号”发射失败等挫折后，美国在1958年1月31日成功发射探险者1号。

　　在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苏两国又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始展开竞争。苏联早在1956年11月就开始了载人太空飞行的初步计划，1958年初正式推动“东方计划”，在正式载人飞行之前，苏联短时间（1960年5月～1961年3月）进行了6次试验飞行（包括动物试验），在解决出现的问题之后，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飞船发射升空，绕地球飞行一圈后安全返回，苏联再次创造历史，之后苏联又进行了5次载人轨道飞行，取得了双飞船编队飞行、留轨时间超过100小时、首位女宇航员入轨等纪录，1963年“东方计划”结束，开始实施上升计划，进一步提高飞船能力，1965年3月18日，上升2号发射升空，宇航员在轨期间实施了首次载人太空行走。美国也于1958年10月启动为期5年的“水星计划”，包括训练航天员、研制“宇宙神”载人火箭和“水星号”飞船，“水星计划”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从亚轨道试验开始，但依然经历了多次失败事故，为应对国内舆论压力，甚至于1961年5月进行了一次亚轨道载人飞行，宇航员只经历了5秒失重体验，直到1962年2月20日，美国的宇航员约翰·格伦才得以进入太空，首次飞行绕地球3圈。随后，美国实施双子星计划，发展长时间飞行及交会对接技术，1966年9月，双子星11号和12号发射升空，完成了交会对接任务，双子星计划结束。

　　在这一阶段，美苏两国频繁发射卫星及飞船，取得了多项、多类型人类首次航天纪录（参见表1），在标志性的任务中，苏联走在前面，但美国也展现了强大实力，共同开创了人类太空探索史。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将载人登月作为击败苏联的重要砝码，于1961年5月25日发表了著名的特别国情咨文，阐述载人登月的意义，决定实施阿波罗计划，争取早于苏联实现目标。在阿波罗计划制定和方案确定中，运载火箭始终是决定性因素，最终选择了土星运载火箭方案，该火箭采用大推力发动机方案，一级由5台液氧煤油发动机并联，二、三级由液氧液氢发动机组成，可将140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能实现载人飞船直接送入月球轨道，土星运载火箭进展顺利，发展了多个土星型号，开展了不载人试验，1967年首次试飞了土星5号作为载人登月的运载工具，在飞船方面，则基于“双子星”计划研制全新的阿波罗飞船。1968年12月21日，阿波罗8号飞船搭载三名宇航员绕月飞行了10圈并安全返回，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飞船发射，7月20日，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宣告“我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随后，美国陆续进行了6次载人飞行，1972年4月阿波罗16号登月成功后，由于经费超标，1972年12月阿波罗计划终止。阿波罗计划的成功使得美国在航天多个方面实现与苏联势均力敌，局部实现了超越。

　　苏联于1964年启动载人登月计划，由科罗廖夫负责任务总体及联盟号飞船和登月舱 ，N1运载火箭一级交由切洛梅设计局负责，由于发动机推力较小，火箭一级需要30多台发动机并联才能达到美国土星5号一级的推力，而30台多发动机并联方案困难重重，进展缓慢。1966年科罗廖夫因病去世，后续接管人员无法把握全局，技术难题持续困扰N1运载火箭，经历多次失败后，苏联于1974年放弃载人登月，重心转向空间站。1971年4月19日，苏联发射了礼炮1号空间站，取得巨大成功。

　　这一阶段美苏两国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开展竞争，也促进了航天技术飞速发展，土星5号达成的成果至今未能超越。

　　这一阶段美苏两国基于各自的优势开展竞争，美国大力发展航天飞机和应用卫星，推动航天技术应用服务，苏联则集中于空间站的运营。

　　阿波罗计划耗资达到255亿美元，峰值年份接近30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0.5%，占政府预算超过2%，为降低太空探索成本，美国于1972年决定发展可重复使用航天飞机。航天飞机的研制工作于1973年铺开，先期研发企业号开展技术试验验证，由波音747搭载在大气层内进行无人和载人试验，该项工作于1979年结束，后续规划发展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发现者号以及亚特兰蒂斯号来执行各类任务。1981年4月12日，恰逢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20周年，哥伦比亚号发射升空，美国再次取得国际首创成就。同期，美国还加快了应用卫星的发展和空间科学研究，初步构建了由通信、导航、遥感卫星组成的空间信息系统，发射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哈勃空间望远镜。

　　苏联在载人登月失败后，将重心集中于空间站的发展，在礼炮1～4号飞行试验的基础上研制第二代空间站（礼炮6号、7号），礼炮6号于1977年9月发射，在轨运行达到58个月，共有包含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在内的33名宇航员进站工作，带来极大国际影响，1986年，苏联又发射了第三代空间站和平号。受美国影响，苏联于1976年决定发展暴风雪号航天飞机，1984年才开始原型机试验，1988年开展无人试验，绕地球运行了两圈，苏联解体后，该计划终止。

　　在这一阶段，美苏航天导向发生改变，美国不再把太空竞赛作为主要目标，更加重视将航天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追求航天的可持续发展，经过10余年的努力，建成了完善的通信、导航、遥感卫星系统，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计划，美国航天在技术水平、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全面领先，成为名副其实的航天强国。

　　美苏航天竞争的成败，本质上是两种发展模式博弈的结果，有许多影响因素，核心要素包括战略导向、组织机制、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

　　“斯普特尼克1号”率先入轨后，给美国人以巨大的心理冲击，促使美国重组了其航天体系，其关键是在1958年通过了《国家航空航天法案》，建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法案从发展目标、组织职责、资源保障、国际合作等方面设计了美国航天顶层框架，明确了太空探索八大目标，包括和平利用、拓展认知、确保优势、军民协同等，并对运载火箭及载人飞船等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了军民航天组织及分工，指令NASA负责民用科研、太空探索、载人航天等任务，国防部负责军事航天发展；法案明确授权航天活动专项预算，由国会进行年度审批；鼓励国际合作，强调太空的和平利用与服务全人类利益。该法案结束了美国航天分散混乱局面，使美国航天走向服务国家战略、体系化布局、资源整合、可持续发展之路。而苏联的航天战略始终被短期政治目标牵引，缺乏长期体系化规划，这种基于短期任务驱动模式，让苏联航天在单点领先阶段，无法形成体系优势，最终在长期竞争中后劲不足。

　　在项目实施中，美国采用开放协同的组织模式，NASA建立了跨部门协同+市场参与的开放机制，以矩阵式管理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全国科研力量与企业资源参与航天工程。为扶持小企业发展，NASA于1982年专门启动了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支持小企业服务国家重大任务，打通了航天与民用技术的双向转化通道。在阿波罗计划中，NASA不仅统筹了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顶尖高校的科研团队，更通过公开招标，让波音、洛克希德、IBM等数千家企业参与项目分包，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多方协同的创新生态。这种开放的组织机制，一方面使航天的发展融入国家工业、产业体系，实现航天与民用产业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使美国航天能充分吸收全社会的技术与智力资源，形成强大的协同发展能力。

　　而苏联的航天组织机制则呈现高度封闭的特征，航天工程被严格限制在国防工业体系内，缺乏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苏联的航天研发长期由科罗廖夫、切洛梅等少数设计局主导，各设计局之间互相独立、缺乏协作，甚至存在技术路线的恶性竞争。同时，苏联的航天体系与民用工业完全隔离，航天技术无法向民用领域转化，民用工业的先进技术也难以应用到航天工程中，导致苏联在效率和创新上逐渐落后于美国。

　　冷战期间美苏依托不同的体制及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航天创新模式，在早期苏联模式占据上风，但在中后期，美国模式则展现了强大的创造力。美国一直将技术创新视为保持领先地位的核心要素，在创新理念、方法、效果方面构建闭环链条，NASA的各项任务都以基础性科学问题（如宇宙起源、太阳系演变、地球系统科学等）为牵引，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实现从科学目标的定义、任务概念的提出，到航天器的设计、建造、测试，再到任务的飞行控制，直至最终科学数据的接收、处理和解读的全生命周期运行，并形成了从科学问题到工程实现，再从工程数据反馈科学认知的完整循环，使得科学与工程能够相互促进、持续深化。例如，美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1号就根据设定的科学目标装载了宇宙射线探测仪、温度传感器以及微流星撞击探测器等多个载荷，利用该卫星人类首次发现地球周边存在高能辐射带。又如美国的水星计划，在立项之前就设定了明确的目标：送宇航员进入太空、研究人类在太空中生存能力、安全返回，围绕这些目标开展设计，使得水星计划的技术成就比苏联东方计划更大，其独有的宇航员发射救生系统、飞船姿态控制系统、再入回收等技术也被苏联后续计划采用。

　　而苏联以抢占太空首创为核心目标，奉行实用主义，绕开问题走，存在短期主义、深层次技术难题难以解决、工程与科学脱节等问题，例如苏联在实施水星计划时，为早于美国实现载人航天，避开技术难题简化方案，宇航员返回采用了一个带有很大冒险性方案，即在返回舱再入离地面10000米左右时将宇航员连同座椅弹射出去用小降落伞回收，返回舱则硬着陆，后续的联盟号飞船抛弃了此方案。又如由于材料、电子信息等落后，苏联的应用卫星寿命极短、故障频出，只能大量发射卫星，难以形成稳定服务能力。这种创新理念在遇到技术难度大的载人登月运载火箭N1技术攻关时显得无能为力，导致了苏联载人登月任务取消。

　　冷战期间，苏联向太空发射了2980余个航天器，美国约1750余个航天器，苏联是美国的1.7倍，两国均投入巨量资金开发太空，但两国取得的效益大相径庭。

　　美国注重航天活动的应用效益与科学价值，鼓励商业运营与产业发展。在应用卫星领域，早在1965年就发射了第一颗静止轨道商用通信卫星——晨鸟1号，后续国家只投资军用通信卫星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培育导航、遥感商业市场，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取得成效，推动了卫星通信、遥感应用、商业发射等航天产业的崛起，为美国带来持续的经济效益。在太空探索领域，每项任务立项都有充分论证的科学目标，第一颗卫星——探险者1号就发现了地球辐射带（“范·艾伦”带），1970年发射的探险者42号、1978年发射的HEAO-2（X射线年发射的COBE卫星（宇宙背景探测器）等产出了大量科学成果，支撑多位学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奖；阿波罗计划虽然耗费巨大，但带动了40余万就业岗位，技术转化超过3000项，民用领域的血氧仪、特氟龙涂层、高压氧舱、微波炉、尿不湿等技术都来自该计划，大大提高了人类生活水平。据统计，阿波罗每投入1美元，就能带来7-14美元的经济回报，其经济、科技、文化等效益影响至今。

　　而苏联的航天投入则呈现粗放消耗的特征，航天工程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投入，最高峰时航天经费占国防预算的15%以上，但这些投入大多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益。例如，苏联的空间站项目虽然实现了长期在轨运营，但由于缺乏民用应用场景，无法产生经济价值，只能持续消耗国家资源。这种高投入、少产出的粗放模式，不仅为苏联的经济体系带来负担，也让航天事业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航天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高回报特征，冷战期间美苏航天竞争历程表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关乎航天强国成败的重要因素。进入二十一世纪，已有航天强国如何保持优势，新兴航天大国如何加速进步，各国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冷战结束后，美国延续其发展计划，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成了完善的新一代通信、导航、遥感卫星系统，并在几次局部战争中融入美军情报链、指挥链、打击链，引发了新军事变革；形成了体系化的空间科学、深空探测能力，取得了发现火星存在水、彗星取样返回等重大科学成果，并联合俄罗斯等15国发起国际空间站计划，1998年美国、俄罗斯两个舱段发射升空并在轨对接，开启了国际空间站时代。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2003年失事，美国重新思考未来美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方向，2004年小布什总统宣布“太空探索愿景”，提出于2011年结束航天飞机计划，要求实施可持续且负担得起的载人航天与深空探测计划，并在2020年实现载人重返月球，事后证明这一计划只是纸上谈兵。同期美国还提出了宏大的军事卫星转型发展计划，但在后续实施中大打折扣，甚至终止（参见表4）。

　　2010年后，美国的大型航天计划乏善可陈，同时，中国等新兴航天国家快速发展，2015～2021年期间，中美航天发射次数、入轨卫星数量几乎相当（参见图7），美国似乎遇到了发展瓶颈。

　　美国在1958年颁布的《国家航空航天法案》中就明确了军民商协同发展的要求，在冷战初期，迫于阵营竞争需求，大部分资源集中于军事、民用航天项目。随着航天技术不断成熟，美国不断尝试推动商业航天发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先实现通信卫星商业化，1982年里根政府发布的《国家航天政策》首次确立军用、民用和商用三类太空活动的框架，随后陆续出台了商业发射、商业遥感、商业导航等政策，2006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的《国家航天政策》进一步明确“只有在符合国家利益且没有美国或国外商业服务可用的情况下才可发展政府的航天系统”，2010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国家航天政策》指出“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商业化太空领域对美国在太空开发继续取得进展至关重要”，“美国承诺鼓励和支持商业化太空领域的发展”，明确要求美国国防部最大限度地依靠可靠的商业能力。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商业航天活动扩展至太空资源开采、太空交通管理、深空探测等非传统航天领域。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美国商业航天在2010年后迎来大发展，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为例，该公司于2002年成立，2008年获得NASA授予的16亿美元的商业补给合同，为国际空间站提供货运服务，2010年实现猎鹰9首飞，2012年龙飞船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2017年首次实现运载火箭重复使用，进入太空成本快速下降，2019年星链卫星开始规模化部署。依托商业航天新的发展模式，美国似乎解决了传统航天发展效率低下、成本高企、创新乏力等痼疾。2021年后美国在航天发射次数、入轨卫星数量等方面开始断崖式领先（参见图7），重新建立航天强国优势。当前美国航天军、民、商三驾马车出现商业独大的发展态势，这种模式能否成为确保美国全球领先，还需看其标志性工程——阿尔忒弥斯计划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化遭遇逆流，冷战思维沉渣泛起，航天发展再次进入全面竞争、创新变革的新阶段，传统发展模式正在被颠覆，必须审视世界航天百年发展经验教训，面向国家发展大局，紧扣航天强国特征，加快航天强国建设。

　　历史表明，健全的航天治理体系、科学的监管机制是航天强国建设的前提。首先要坚持道路自信，我国航天事业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得益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为里程碑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灵魂就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全国的大力协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成功给全球树立了一个新模式样板，但这个模式高度依赖个人能力和资本的力量，其发展决策以利润和资本为中心，例如，该公司提出的火星移民目标在今年就被迫更改，这种模式能否支持美国巩固强国地位，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需要坚持自己的道路，结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完善并强化新型举国体制，升级中国航天发展模式。其次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构建依法治天的政策体系、顺畅高效的管理体系，着眼航天发展全局，面向未来，设计长远发展蓝图，明确航天强国目标、发展路线，持之以恒取得实效。再次是优化资源配置，航天强国任务多而复杂，既有标志性重大工程突破，也有基础科学探索研究，还有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在航天发展中的职责分工，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作用，针对不同任务配置不同资源，对于航天强国标志性重大工程、事关长远发展的前沿基础研究以政府投入为主，对于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化项目则以企业为主按市场规律开发，形成政、产、学、研协同发展格局，塑造航天强国建设合力。最后是大力传承弘扬以“两弹一星”精神为代表的航天精神，进一步丰富发展航天精神时代内涵，营造勇于探索、崇尚创新、宽容失败、勇攀高峰的文化氛围，鼓励有理想、有激情、有创造的人才脱颖而出。

　　根据创新理论，人类创新活动分为5级，1级～3级是对已有系统的简单、较大或根本性改进，约95% 的创新活动属于该范围，其中3级创新要采用本行业以外已有的方法解决，约有18%的创新属于该范围；4级需要采用全新的原理完成已有系统基本功能的重构，约有4%的创新属于该类；5级是指发现新的科学原理产生一种全新系统的发明，只有1%的创新属于该类，往往会导致新的科技革命，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等。航天科技创新涵盖上述全部五类活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齐奥尔科夫斯基、戈达德、奥伯特等人的工作属于第5级创新，人类首个人造地球卫星、首次载人航天、首次载人登月则可视为第4级创新，而SpaceX的工作基本属于第3级创新。新时期航天强国建设既要大量的1-3级创新，更需要标志性的4-5级创新。

　　对于已有的技术系统，需要借鉴SpaceX的做法，加强跨界融合，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增强系统易用性，大力发展星地一体化智能规划处理、异构星座智慧组网，大幅提升自主工作、智能决策和快速响应能力，按需推送定制化产品和服务，实现无感式应用体验。

　　对于航天强国重大标志工程，未来10～20年以月球基地、载人登火为主线，重点发展更新一代的动力、能源、材料和结构、环控生保等技术，具备长期地外生存、4亿公里以远地外天体进入着陆上升、人机联合探测以及原位资源开发与利用等能力，率先实现人类登陆火星表面，并安全返回。

　　对于引领航天发展，则需要加强能源动力、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通过理论突破变革航天技术体系。发展革命性推进技术，如对反物质、引力波等的应用；发展适应星际飞行的材料，如适应长期飞行任务的智能自修复材料与结构等；发展基于新原理信息技术，解决超远距离大容量信息传输、行星际未知环境探测等问题；发展星际长期飞行生命保障技术，如人工生态环境构建与维持、星际飞行生命体健康监测及医疗等。

　　深化航天科技创新与航天产业高效融合，围绕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航天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完善产业生态，壮大产业规模，推动航天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一是壮大太空信息服务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实现太空信息服务业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供给侧重点降低系统成本、提升系统好用性，发挥我国“世界工厂”的优势，推动航天制造融入国家工业体系，发展低成本、规模化、智能化运载火箭和航天器，大幅提升航天运载能力和发射效率，加速大规模卫星星座建设，构建通导遥协同、全域感知、随遇接入的空间信息服务网络，在性能和规模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需求侧重点是用好用深空间信息，面向公共服务与大众消费多样化需求，创新商业模式与应用，丰富空间应用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应用效能。

　　二是策略发展新型产业，对于技术基础较好的领域，加快商业化发展，例如在成熟的返回式卫星技术和载人航天基础上，采用技术和管理方法降低研制成本，培育返回式卫星、载人航天商业化应用市场，开发航天育种、航天制药、载人旅游等业务。对于技术成熟度较低的领域，国家引导与多元投入相结合，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培育，边研边产出，缩短发展周期，重点突破在轨增材制造、在轨组装和月球原位资源利用等技术，培育和发展太空垃圾清理、太空生物、轨道工厂、太空资源利用等若干未来航天产业。

　　围绕太空和平利用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指导、以技术能力为基础、以重大合作工程为手段，推进全球太空治理体系建设，促进国际太空秩序公正合理，使太空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舞台。

　　强化太空交通管理能力，形成空间碎片、空间天气、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及综合应对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太空交通公共服务，在此基础上联合国际社会建立公平合理的太空交通管理规则，奠定太空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

　　推进航天能力全球供给与应用。不断深化推进通信、导航、遥感走出去，充分利用星地资源，加强卫星互联网、“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合作，开展典型应用示范，为国际社会提供空间信息服务，提高国际美誉度与影响力。

　　紧密围绕载人航天、月球及深空探测、空间科学卫星等重大工程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实施国际月球科研站、小行星防御等工程，构建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巩固与既有伙伴的合作，拓展与欧洲的合作，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进空间科学发现造福全人类，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美苏太空竞赛贯穿冷战全过程，深刻影响了冷战的走向和最终结局。苏联虽以航天技术的开创彩神IIV登录首页性突破赢得了开局优势，但在中后期博弈中陷入被动跟随的困境，美国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更是成为加剧苏联战略失衡、加速其体系崩溃的诱因之一。这段历史深刻揭示航天强国建设绝非单点技术的短暂突破，也非短期冲刺式的竞赛，而是国家战略定力、科技水平、工业能力、经济实力的综合较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战略格局深刻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外层空间再次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与战略制高点。我国进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必须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聚焦国家战略急需，瞄准大国博弈关键，体系化推进航天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战略支撑、谱写壮丽篇章。